摘要：对作家的使命和文学的价值的探讨，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被如此要求与审视过。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编者按：我们盘点这一年来为拥有一个更美好中国而付出过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坚守和努力，让他们的梦想，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梦需要伟大文学塑造民族灵魂，于是我们收获莫言；中国梦需要能激励一代人的偶像，于是我们收获林丹和刘洋。他们都是中国梦的兑现者，也是让中国梦这个大词变得有质感的人。
他们的梦想，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民族梦想的延续或实现。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白领结，让我们想起重置民族灵魂的鲁迅、胡适；实现了航海、航天“更深、更高”的科技团队，让我们想起为中国带来近代技术，但错把“天朝梦”当中国梦而梦碎甲午的曾国藩、李鸿章；我们缅怀革故鼎新的孙中山、毛泽东，也缅怀推进改革的邓小平、习仲勋。因为怀念他们，便是怀念中国梦走过的每一步的筚路蓝缕与不懈不止。
对作家的使命和文学的价值的探讨，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被如此要求与审视过。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收获诺奖、陷入争议、反复自辩：莫言在这一年年末的经历如同瑞典文学院对其作品风格的定义一样充满“虚幻现实主义”色彩。
在获奖消息传出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曾说：他反感不把自己当老百姓的人，他是一个“尊重世俗礼仪的人”。他再一次讲述了那个“歌德与贝多芬的故事”：在国王面前贝多芬扬长而去，而歌德却脱帽致敬。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理解歌德的选择。
“文学与问题”
“他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浑身上下只有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
1985年莫言在其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这一主角。这个过早背上生活重负，不时承受羞辱和殴打的小黑孩，是莫言“全部小说的灵魂”。他说，“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27年后，与“小黑孩”有着类似童年的莫言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身着燕尾服，系着纯白领结，笼罩于现场庄严肃穆的荣耀光环之中；而来自文学评论界与公众此起彼伏的声浪同时将他拉到了被审视甚至拷问的焦点之上。
他的职位，以及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都在争论之列。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
莫言的作品涉及饥荒、基层暴力和腐败。但批评者却认为他把历史用幽默的方式平庸化。
批评者似乎忽视了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评价。在颁奖词中，描述莫言的语句与批评意见似出同源又意义相反：“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的阴暗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作家往往不善言辞，尽管莫言信奉“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在获奖消息传出之后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回应了批评。但这些回应为他带来的争议反而可能多于理解。
“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
于是，在颁奖礼上，莫言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看来，演讲有“母亲、写作和自我辩护”三个主题。莫言在最后用三个故事再次隐晦地回击了外界的批评，陈对此的解读是：“第一个故事讨论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第二个故事讨论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而第三个故事，则是讨论人何以为善。”
围绕莫言的争辩甚至溯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公案。美国学者罗福林在为莫言辩护的文章中提到周作人、梁实秋和张爱玲。罗提醒批评者们：即使这些从现实前沿后退的人，同样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最有趣的作家”。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以小说《蛙》为例论及文学与问题的关系。《蛙》涉及计划生育，“直面现实”，但他认为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与塑造人物的需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
“我们应该讨论他的文学价值”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在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这样描述莫言的文学语言。
而辩论同样也从莫言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转向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美国学者罗福林写到：近期的文章开始更多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它们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莫言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乃至他的批评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
罗福林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更好的讨论路径：在关于莫言的争论里，核心深处一直存在这种混淆：人们要求他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我们应该讨论他的文学价值才对。
与罗的意见对照的是，辩论的反对方把莫言同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对比：莫言的小说缺少重要的作家们用于记录艰难时世的那种“美学信念”；而莫言的语言杂糅多种不同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且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
赞美的声音同样没有缺席：“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莫言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受了中国农民难以言说的悲痛；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了其软弱而无效的反抗。”陈思和教授认为，莫言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其实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并且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被指责与传统割裂的莫言格外推崇另一位以“虚幻”闻名的中国作家蒲松龄，这不仅因为蒲松龄是他的同乡，“经典典雅的文言文”也使他入迷。在获奖消息传出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莫言既谈到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传统名著；也“作为一个读者”评点了《百年孤独》这部世界文学的大师之作：“18章之后气不足，有点强弩之末”。尽管认为大师的巅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莫言仍然承认马尔克斯以及魔幻现实主义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念。
在与记者探讨《生死疲劳》一书所代表的“虚幻现实主义”时，他把话题又带回了与现实的关系上：“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彼时他似乎也注意到外界的评论还没有纯粹在文学价值的领域展开。
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与否、文学观念与“美学信念”之联系、杂糅的语言是一种高超的技巧还是缺乏掌控力的表现这些文学价值上的问题呢？媒体的报道还付之阙如，中国的专业作家们的表态彼时多集中于表达祝贺和谈论中国的文化自信上。在更深入和更根本的评价上媒体与文学界看上去缺乏准备，毕竟以这样的规模和面向公众的方式谈论一位中国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界尚需适应的时间。
“或许这是序幕的结束”
在获奖消息传出后两天，南方周末记者见到的是一个穿着一双拖鞋、难掩疲惫的莫言。在那一轮接受四面八方各路媒体采访之后，他宣布不再接待任何人。而媒体、公众与评论界的狂欢至少要到两个多月领奖之后才稍有消退。
也许热潮退去之后人们才会注意到其实早已存在的事实：莫言是中国文坛近10年来最高产也是海外译介最多的作家，其作品除了汪洋恣意、原始狂野的想像力之外，还具有独特的叙事形式和批判色彩，显示后者立场的作品尤以《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蛙》为代表。瑞典文学院评价说：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
围绕莫言产生的热潮与争议更被中国长久以来的诺贝尔情结所裹挟。这种情节反复触痛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无法摆脱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的文学领域的敏感神经，更夹杂着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无法释怀的文化焦虑，并因此长期困扰着公众情绪。
在2012年，中国终圆诺贝尔之梦，但莫言的获奖并非结束萦绕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这么简单。
莫言及其获奖深刻影响了2012年末的中国社会议题。一方面莫言的身份从职业作家转换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式人物，公众对他承担更多现实道义和担当的期待随之提升。围绕莫言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产生的争辩，让中国对文学的讨论连接久远历史：传统中国文人推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有文以载道的使命感；而五四以来，对文学的功能和责任的辨析更深刻地打上了社会变迁轨迹的烙印。莫言的获奖则让国人重新检视这一命题。
关于莫言获奖的反复争辩也正在向文学的本原价值领域深入。文学的根源、作家的土壤、“美学信念”、语言范式和社会体系的互相影响，这些议题在书斋和公众的双重层面得以探讨的情景，已远去中国文学多时。
对文学和作家应担负的社会使命，对文学本身的价值，莫言的获奖都带来了足够的注意力，提供了全民式讨论的契机。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无论暂时的成果如何，这都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过去数十年来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大戏终有落幕之时，但对于一个民族思考文学的浩瀚之美，对于一个国家重建瑰丽文化体系的梦想来说，只是来之不易的引子，这恰似丘吉尔的名言：“这不是结束，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但或许，这是序幕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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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的使命和文学的价值的探讨，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还没有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被如此要求与审视过。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收获诺奖、陷入争议、反复自辩：莫言在这一年年末的经历如同瑞典文学院对其作品风格的定义一样充满“虚幻现实主义”色彩。
在获奖消息传出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曾说：他反感不把自己当老百姓的人，他是一个“尊重世俗礼仪的人”。他再一次讲述了那个“歌德与贝多芬的故事”：在国王面前贝多芬扬长而去，而歌德却脱帽致敬。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理解歌德的选择。
“文学与问题”
“他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浑身上下只有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
1985年莫言在其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塑造了这一主角。这个过早背上生活重负，不时承受羞辱和殴打的小黑孩，是莫言“全部小说的灵魂”。他说，“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
27年后，与“小黑孩”有着类似童年的莫言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身着燕尾服，系着纯白领结，笼罩于现场庄严肃穆的荣耀光环之中；而来自文学评论界与公众此起彼伏的声浪同时将他拉到了被审视甚至拷问的焦点之上。
他的职位，以及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都在争论之列。代表性的批评意见认为：对于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对历史的轻佻的处理方式转移了他们对难以正视的以及在深层文化中潜伏事情的关注。
莫言的作品涉及饥荒、基层暴力和腐败。但批评者却认为他把历史用幽默的方式平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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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往往不善言辞，尽管莫言信奉“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在获奖消息传出之后的两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是回应了批评。但这些回应为他带来的争议反而可能多于理解。
“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
于是，在颁奖礼上，莫言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看来，演讲有“母亲、写作和自我辩护”三个主题。莫言在最后用三个故事再次隐晦地回击了外界的批评，陈对此的解读是：“第一个故事讨论人如何使自己保持真实，第二个故事讨论人如何才能证明价值，而第三个故事，则是讨论人何以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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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莫言以小说《蛙》为例论及文学与问题的关系。《蛙》涉及计划生育，“直面现实”，但他认为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与塑造人物的需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
“我们应该讨论他的文学价值”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在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这样描述莫言的文学语言。
而辩论同样也从莫言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转向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美国学者罗福林写到：近期的文章开始更多关注他的文学作品，它们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莫言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乃至他的批评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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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的意见对照的是，辩论的反对方把莫言同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对比：莫言的小说缺少重要的作家们用于记录艰难时世的那种“美学信念”；而莫言的语言杂糅多种不同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且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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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记者探讨《生死疲劳》一书所代表的“虚幻现实主义”时，他把话题又带回了与现实的关系上：“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彼时他似乎也注意到外界的评论还没有纯粹在文学价值的领域展开。
那么对传统的继承与否、文学观念与“美学信念”之联系、杂糅的语言是一种高超的技巧还是缺乏掌控力的表现这些文学价值上的问题呢？媒体的报道还付之阙如，中国的专业作家们的表态彼时多集中于表达祝贺和谈论中国的文化自信上。在更深入和更根本的评价上媒体与文学界看上去缺乏准备，毕竟以这样的规模和面向公众的方式谈论一位中国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界尚需适应的时间。
“或许这是序幕的结束”
在获奖消息传出后两天，南方周末记者见到的是一个穿着一双拖鞋、难掩疲惫的莫言。在那一轮接受四面八方各路媒体采访之后，他宣布不再接待任何人。而媒体、公众与评论界的狂欢至少要到两个多月领奖之后才稍有消退。
也许热潮退去之后人们才会注意到其实早已存在的事实：莫言是中国文坛近10年来最高产也是海外译介最多的作家，其作品除了汪洋恣意、原始狂野的想像力之外，还具有独特的叙事形式和批判色彩，显示后者立场的作品尤以《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蛙》为代表。瑞典文学院评价说：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
围绕莫言产生的热潮与争议更被中国长久以来的诺贝尔情结所裹挟。这种情节反复触痛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无法摆脱被市场和社会边缘化的文学领域的敏感神经，更夹杂着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无法释怀的文化焦虑，并因此长期困扰着公众情绪。
在2012年，中国终圆诺贝尔之梦，但莫言的获奖并非结束萦绕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诺贝尔奖焦虑症”这么简单。
莫言及其获奖深刻影响了2012年末的中国社会议题。一方面莫言的身份从职业作家转换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式人物，公众对他承担更多现实道义和担当的期待随之提升。围绕莫言应该说什么和做什么产生的争辩，让中国对文学的讨论连接久远历史：传统中国文人推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有文以载道的使命感；而五四以来，对文学的功能和责任的辨析更深刻地打上了社会变迁轨迹的烙印。莫言的获奖则让国人重新检视这一命题。
关于莫言获奖的反复争辩也正在向文学的本原价值领域深入。文学的根源、作家的土壤、“美学信念”、语言范式和社会体系的互相影响，这些议题在书斋和公众的双重层面得以探讨的情景，已远去中国文学多时。
对文学和作家应担负的社会使命，对文学本身的价值，莫言的获奖都带来了足够的注意力，提供了全民式讨论的契机。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无论暂时的成果如何，这都是一个追求进步与美的社会所应有的灵魂式的议题，也是过去数十年来专注于追赶硬实力的中国需要回望和等待的部分。正是这样的因素使莫言的获奖成为2012年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
大戏终有落幕之时，但对于一个民族思考文学的浩瀚之美，对于一个国家重建瑰丽文化体系的梦想来说，只是来之不易的引子，这恰似丘吉尔的名言：“这不是结束，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但或许，这是序幕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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